我叫杨兆坤，1926年生于宜兴市徐舍镇六田圩村，由于父母早亡，二个兄弟穷苦撩倒，在衣食无着的境况下，于1945年7月在当地参加了新四军，不久就北撤到苏北正式编入新四军一师一团三营七连当战士，并于194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跟随部队南征北战，从苏中到山东，从山东到东北，又从东北南下到广州，经历了大小战斗十多次，直到1977年转业，在部队干了三十二年，历任战士、连通讯员、炮兵排长、连长、炮兵教员、军部参谋、军区14分部科长等职。先后立大功一次，小功五次。转业到地方后任宜兴生物农药厂副厂长、张渚米厂厂长。1986年离休，享受正处级待遇。现在我全家十七口人，我和老伴身体健康，子孙兴旺，家庭和睦团结，生活得很幸福。

现在我已年老，不能为党继续工作，但总想为党做些有益的事做。我就想把记得的几个战斗故事整理出来，将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传承给后人发扬光大。

激战泰安

1946年初国民党发动的剿共内战已全面爆发，由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开展自卫反击战也步步升级，并取得了七战七捷的伟大胜利。在这年三月，我参加了解放泰安的战斗。按照上级指示，我营负责攻占泰安西关。当时守城敌军阵地上地堡密集，火力非常猛，营长命令我连赵根龙连长担任主攻任务。战斗中我亲眼看到，我连的战士冲上去一个，就被敌人打倒一个。一下子就牺牲了好多个战士，就是攻不上去。这时连长命令由三个战士组成一组同时冲上去，就是这样还是有二名战士牺牲了，只有一名战士冲到了地堡下。我看到有人冲过去了就立即向营长报告。营长命令三个连同时发起冲锋。几百名战士听到冲锋号，从地上一跃而起，从不同角度向敌人冲击过去。营直属的二挺重机枪、二门迫击炮对准敌人阵地拼命轰击和扫射，致使敌人一下子慌了手脚，赶紧后撤向城内逃命。我军冲到城下，我连组成一个实击班，带着云梯手握短枪乘机从云梯上登上了城墙。一上城墙战士们就用连发短枪向敌人猛力扫射。我随着冲锋的部队爬在摇摇晃晃的云梯上，心里有些心慌，因为这必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战斗，虽然受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育，但真正亲身经历着冒着枪林弹雨冲锋，总还有些害怕。当看到身边的战友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地往前冲，我心中的害怕也减轻了许多。当我爬到离城墙顶部还有一尺多高时，我一跃而起翻上了城墙。然后和战友们一起冲进了城内。守城敌军在我强大的攻势面前只得全部败退。在城中我们和东门攻进来的友邻部队胜利会师了，泰安城宣告解放。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胜利的喜悦又接到上级的命令乘胜追击敌人，这样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向溃敌进行追击，一直追出五公里我们才休息。休息后，我们在驻地开了庆功会，大家情绪高涨，雀跃欢呼。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我看到《南征北战》、《红日》两部电影时，用云梯爬城墙攻城的镜头，与我们所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我太爱看这两部电影了。

抢救伤员

在攻克泰安以后，我们的部队开始不停地转移，有时向北，有时向南，迂回曲折。我记得到过桃村、将军渡、枣庄、台儿庄等地。在桃村挖工事阻击张灵甫部队的追击。有一次上级命令我们向枣庄一带集结，在走到一个小山坡上时被两架敌机发现。敌机发现我们的部队后就在低空对我们进行扫射。这个光秃秃的小山坡没有一棵树，连茅草都不长，没有可以隐蔽的地方。我营几百名战士只得分散匍伏在山地上，当时狠不得连头都想钻到地底下去。敌机在我们上空来回扫射了七次，直到子弹打光了才离开。

在敌机飞走后，只见满山遍野躺着还在流着鲜血的战士，当时大约死伤有一百多人。营长哭丧着脸召集大家开会，生还的战士都放声大哭，一片凄惨景象。营长说：大家再哭也没有用，只有今后狠揍敌人，雪耻报仇。现在大家的任务是赶快抢救伤员。不管死的、伤的都要背下山去，交给当的老乡处理。能救治的就地按排治疗养伤，已牺牲要安葬好。

我当时身体好，力气也大，我一人抢救了七个伤员，山上山下来回背了七趟。每趟三公里左右，总共背了有六、七个小时，背得我筋疲力尽。在背的伤员中，有的缺胳膊断腿，鲜血还在流，有的还在呻吟，有的当时就没气了，有的背在路上就断气了。我认识的任伯金，他和我是一起参军的，记得是西渚镇北面那一带人。他对我说：我伤势很重，生命难保，今后要是能回家将这些情况告诉他的家人。我安慰他：你好好养伤，不要糊思乱想，你一定会好的。后来我就和他失去了联系。我转业回家后，先后几次到西渚镇北面的金家渡一带寻找，没有找到任伯金的下落，而且连他的家人也没找到。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我军的医疗队伍极少，一下子这么多伤员，估计存活的也不多。

现在当我读着毛主席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词句时，真感到我们今天的红色江山来之不易，一定要倍加珍惜啊。

炮校学习

大约在1946年下半年，营长通知我到师部报到去学习，当时全师共调配了一百多人，编成一个连，原准备到大连（当时由苏联管辖）去向苏军学习开坦克，后来改变了计划，便转到牡丹江我军的炮校学习。从1947年2月到校报到，整整学了六个月的炮兵技术。由于我没有文化平时吃了不少苦头，这次遇到这样好的学习机会，我倍加珍惜，一到学校我就如饥似渴地学习。我的学习劲头可以说是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在学校我学了“马术”、“射击学”、初中的三角几何等课目。那时的学习教育方法是速成法，上课与现场操作相结合，不需要死记硬背，平时只要领会精神，能实践操作就行。我的进步很快，特别是数学成绩很好，对大炮瞄准用的三角几何计算很快，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如果炮兵不会计算瞄准就等于放空炮。我每门功课合格，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炮校的毕业证书。

学业结束后，当时东北野战军决定组建“热河省炮兵旅”，我被调去当教员（付排级），该旅共七、八百人，在今内蒙古赤峰市整训。因新兵多，老兵少且当时接触到炮的人也不多，经过四、五个月的倍训才初具一定的战斗力。到1947年8月该炮兵旅的所有官兵及武器装备全部分配到各军去参加实战。我被分配到48军143师直属炮兵营任排长。从此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

锦西阻击

到了1948年下半年，我军在东北战场上明显占了优势。国民党四十多万部队被孤立在沈阳、长春、锦州等几个比较大的城市内。而锦州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战略要地。因此，党中央、毛主席一再指示要集中优势兵力先打锦州，以堵住敌人的退路，达到全歼东北之敌的目的。但是要先打锦州，国民党的部队就会从东面的沈阳、长春西面的华北、葫芦岛派出援军，对我们的攻城部队进行两面夹击。如果处于这样的局面，我军就很被动。因此，东北野战军的领导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决定，一方面集中优势兵力主攻锦州，另一方面增派部队从东西两面阻击敌人的增援。这场战争异常激烈，蒋介石在北京直接飞到东北，在飞机上亲自指挥督战。

我48军三个师，其中二个师打主攻，一个师驻守在锦州西部塔山一带。我炮兵营到达锦西驻地后，察看地形，用七、八天时间修筑工事，挖战壕，战壕挖得很深，可把山炮、野炮拖进去，架起来只露出一个炮口。用铁轨辅在上面做支架并用木板盖好。战斗打响后，果然国民党从华北和葫芦岛方面派兵增援锦州。我听说国民党一天派三个师，三天就派了九个师从塔山方向向锦州增援。我师进行了猛烈阻击，往往为了攻战一个山头，白天被敌人占领，晚上我军又夺了回来，这样反复数次。我师的任务就是死守塔山，拖住敌人的援军，不让他向锦州靠近。由于敌强我弱，战斗打得十分惨烈，伤亡也很惨重。后来上级又派来增援部队，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我们死死将敌人钉在塔山，始终没让他前进一步。这时前方传来锦州解放的消息，在锦西增援的国民党部队看到大势所趋，失去了进攻斗志，放弃战斗向华北逃窜，逃不了的就宣布投降。由于锦州的解放，不久我们就听到长春、沈阳被我军解放的消息。大该在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

攻打密云

锦州解放后，上级命令我军立即进关北平（北京旧名），从锦西到北平大约五百十来公里，我们全靠步行，由于任务紧急，几乎是日夜行军。我记得只有十天时间，我军就到了北平东北部的密云一带。这次长途跋涉确实是比较辛苦，当时，我们什么都不想，只是渴望睡觉，总是利用饭前饭后的一点休息时间蒙头大睡。

我部到达密云县南城墙不到一千米，师部命令我们炮兵营用炮先将城墙轰倒，打开缺口后由步兵冲锋进城。当时我负责一门山炮，由于距离近，用肉眼都能看清，所以瞄准非常容易。我们四、五门山炮、野炮一字排开一齐向城墙开炮，炮炮击中。没几分钟功夫，城墙就被轰开了六十多米的缺口。缺口一打开步兵们蜂拥而上，只用了一、二个小时就将敌人消灭掉。大家打得精神振奋，讥笑敌人无能，象豆腐渣一样不经打。

进军北京

密云解放后，上级又命令我军143师开往北京西北部，去追击傅作义增援张家口的在个军。当时张家口已被我军包围，出于战略考虑，我军围而不攻。经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当晚在现花园区带追上了敌军。由于我军善于打夜战，追上敌军后连夜就展开进攻，我们每人手臂上扎一根白毛巾作标志，不管三七二十一，见敌就打，见逃就追，打得敌人如惊弓之鸟东躲西藏。由于敌人不熟悉夜战，所以战斗力也不强，经我军一夜的穷追猛打就被打得溃不成军，四处逃窜。到了第二天白天，我亲眼看到，我部了一个警卫排就抓了国民党的三个连的俘虏。我们炮兵营也缴获了四门山炮，敌人逃跑时还丢弃掉72辆汽车。此情此境，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非常贴切。

此役后，我营就在北京西北部驻守，当时就驻扎在一个叫“三百户”的村庄上。这时北平已被我军四面包围，我部就地休整了一段时间，等待与傅作义的谈判成功。1949年1月31日北平终于宣布和平解放。为了奖励战士，我营组织士兵到北平故宫游览参观，在进城时，每个战士发到了二桶罐头食品，据说是傅作义发的。这种罐头食品我们从来没吃过，口感很好，战友们都说总算开了洋晕。在北平期间，我们全营战士和三百户村的村民召开了庆功大会，营教导员宣布我排为“模范排”，给全排记集体大功二次。军属炮兵营、军直政治部又给我排发了“遵守纪律巩固部队模范排”、“团结如一”等三面锦旗。还奖给我个人一只公文皮包，二条被面和二丈衬衣料。

受到表扬

北平解放后，即随四野大军南下。在江西九江渡过长江，每天步行二、三十公里，步行了几千公里，一直到广州。一路上，我参加的战斗不多，只是在江西宁都打了一仗。据当地百姓反映，在宁都附近，有个叫崔巍峰的山里，有一个团的敌军保卫着一个兵工厂。师部要求我们炮兵营以排为单位，从几个方向摸上去进行侦察，选好地形后先架炮对敌轰击，后由步兵冲上去消灭他们。我带了一个炮兵排，爬上一个七、八十米高的山坡，勘察好地形，挖好工事架好炮。一声令下，三个炮兵排同时向守敌开炮，发发炮弹都命中目标。炮击后步兵冲上去只用了一、二个小时，就将守敌消灭了。我部到广州后，又参加了几次剿匪战争，由于我在剿匪战斗中英勇善战，不久就被提升为副连长，并得到了70万旧币的大额奖金。

新中国成立后，我先后到南昌步校、武汉高级步校、沈阳炮校、锦州炮校等地学文化，并且边学文化边当教员。1954年调到27军79师359团迫击炮三连任连长，后调南京军区后勤部14分部军训部当参谋（驻地在安徽繁昌）。当时分部领导要求我设计布置一个作战室，我便到南京军区后勤部作战室参观，并领回了一百多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我经过认真思考，精心设计，用木板将地图拼接起来，张贴在三间屋大的墙面上。在地图上详细标明南京军区所属军、师的驻地和军火库、油库的位置。大约在1961年的一天，许世友司令员来繁昌视察，要我陪同参观作战室。这是绝密单位，不经领导批准，任何人都不得入内。我记得许司令足足看了二个多小时，只问了我一句话，“这个作战室是谁布置的”，我回答道：“是我布置的”。不到一个星期，分部领导接到许司令的电话，你部的作战室布置得很好，这个小伙子有才干，应提拔为军训科长。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特别高兴。同事们也和我开玩笑：“老杨你是许司令点的将，真不简单”。

回顾我过去的战斗历程，喜看现在的大好形势，我想用几句顺口溜来表达今日的心声：

烽烟滚滚几十年，踏遍祖国半个天。

一代更比一代强，享受小康乐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