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徒步进藏的宜兴离休干部吴希的传奇人生

    在市福利中心幸福公寓里，住着一位普通却又特殊的老人，她是六十年前一位徒步进藏的离休干部吴希。

    多年来，吴希老人很少向人们提及这段往事，但在老人心里，六十年前那段难忘的岁月依然那样清晰，那样扣人心弦。

    军大生成为运输队队员

    1949年4月，南京、宜兴相继解放。6月初，对解放军仰慕已久的宜兴县中女学生吴秀娟和几个女同学，瞒着父母到南京考取了刘邓二野的军政大学。

    军大生们在南京学习了四个多月，就随军大校址迁移到了重庆，年底举行了毕业典礼。次年1月，英勇善战的18军接受了刘邓西南局交付的解放西藏和保卫建设西藏的艰巨任务，军长张国华提出向二军大要100名女兵成立运输队，18军文工团团长朱子铮（后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来到军大挑人。当考核到吴秀娟时，他说：你在舞蹈方面有发展希望，舞希？嗯，你改名叫吴希吧。于是调到18军后，吴秀娟改叫吴希了。被选上的女兵们击掌相庆，说革命前辈们总算留下一块土地让我们亲手解放，多光荣啊！尽管来接兵的领导再三强调西藏的艰苦，进军路上更是充满艰难险阻，女兵们仍大声喊道：革命不怕难和苦！

    女兵们分成了三个队，每队有三到四名男性任队长、军医、受理员和通信兵，还有一匹马。让吴希骄傲的是，她们的队长是名女同志，22岁的“老革命”。队长有个6个月大的儿子，爱人是先遣队的王政委。

    1950年8月底，部队从四川乐山县城出发，兵车日行百里，来到海拔3400米的二郎山脚下。

    就在此时，有一支部队从青海向西藏走来，队伍里那个背着小提琴的天津青年学生李树春，1954年成了吴希的丈夫。笔者打趣地说：“你们才是真正的‘有缘千里来相会’，分别从祖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跑到‘世界屋脊’相会来了。”凄楚溢满了老人沧桑的脸庞。

    很快，部队来到了大渡河边。一见那惊涛巨浪，那被风吹得荡来荡去的铁索桥，大家双腿止不住地颤抖，队长背着孩子高声喊着：同志们不要朝下看，踩稳了一步步往前走。大家跟着队长胆战心惊上了桥，一踏上对岸的土地，就扑通一声瘫倒在地。但很快又相拥着又哭又笑，还抢着喊：我是走过来的！因为前后都有女兵是爬着过去的。后面部队有匹马和一个人掉进翻滚的巨浪，瞬间没了影踪！

    部队开始翻越第一座高海拔的折多山，它高4300米，宿营时，许多帐篷里传出痛苦的喊叫声，头痛欲裂的高原反应开始了。

    帐篷是每个人除自己的口粮、背包及必要的装备外的行李。宿营时四个人一组勉强挤在帐篷里，睡在雪地上。早上起来，个个皮青脸肿的。队长参加紧急会议回来传达：有个战士因感冒引起肺水肿，晚上躺下后，早上没能起来。她要求两个人一头一脚地睡，半夜里相互推推喊喊，勉得睡过去了都不知道。

   
    赶着牦牛向西藏挺进

    9月9日，部队在甘孜与先遣队会师了。吃饭时，尽管很饿，特殊气味的白菜和夹生饭却怎么也咽不下去。队长说，酥油炒的白菜能抗缺氧抗严寒，夹生饭是因为高原沸点低。不学会吃这种食物就不能走到西藏，何况我们女兵还肩负着运输的使命哩！

    部队在甘孜休整了几天，王政委来跟队长商量，把他们的儿子留在了老乡家里，队员们都很难过！

    黑压压一大群牦牛赶来了，一个队200头，让它们驮着各种军需物资。在两位藏牧民的带领下，战士们赶着牦牛向昌都挺进。

    昌都是仅次于拉萨的西藏重镇，离甘孜1500公里。由于当地头人的反动顽固和国民党特务的挑唆破坏，昌都战役已箭在弦上，女兵运输队运送的就是这次战役的军需物资。

    道路越来越崎岖，空气越来越稀薄，气候越来越寒冷，给养越来越困难。队员们的行李有40斤重，其中口粮15斤，是各种谷物磨成的粉，叫代食粉，每天只能吃6两（16两制），外加一根比手指长一点的蛋黄腊，即使再饿也不能多吃，这是纪律。每到宿营地，大家疲惫不堪地挖野菜，捡牛粪树枝烧火，搭帐篷，喂牦牛。那天很晚了，去捡柴火的小刘还没回来，大家担心了一夜，天亮后分头去找，在雪崖边看到一堆柴火，一条新的雪痕延伸下悬崖，队员们齐声喊她的名字，只听见四面雪山的一次次回音……

    女兵们无数次地把满山跑的牦牛集拢来，累得筋疲力尽再赶路爬山。好多牦牛蹄子磨破了，膘速减下去，直到轰然倒下。大家伤心得大哭，但还是硬起心肠把它们身上的好肉割下来留给前线战士做给养。

    一条冰河横在面前，战士们脱掉鞋袜就下水了，钻心的疼和刺骨的凉使得半个身子都麻木了，水面上漂着缕缕血丝。上岸一看，脚掌上有无数条血口子，还有石子嵌在肉里，咬着牙抠出来。下次大家学乖了，把破布条和棉花裹在脚上，上岸后宝贝似地收好。有时连着几天趟过十几条大小冰河，把棉裤卷到大腿根，像趟小溪似的就过来了。但是后来每个月小腹胀痛更厉害了，总有几个女兵疼得弯着腰行走在队伍里。

    笔者忽然想起，女兵们每月的例假用什么来垫换呢？吴希老人淡淡地说道：用棉花。女兵们把三斤重的军被里的棉花拽得只剩下中间一点，再拽棉裤裤腿和棉袄袖子的棉花。因为舍不得勤换，就发硬了，擦得大腿内侧血肉模糊，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加上经前腹痛，每个月有一半时间伴随着这样的疼痛。

    终于来到了海拔6000多米高的雀儿山下。队长鼓励大家，翻过这山就是昌都地区了，历时20多天的昌都战役快胜利了！大家听了士气大振。但有时喘好几口气还迈不上一步，没人说话，只听见合奏一般的喘息声。吴希摘掉了墨镜，好像它会影响呼吸一样，很快她得了雪盲症，双目肿得像桃子一样，疼得直流泪，什么也看不见。漂亮的舞蹈队员余德华天天拉着她的手行军，爬山时队长让她拽着马尾巴，那是病号的待遇啊！三四天了还不见好，吴希恳求队长：我不能拖累大家，让我坐在这里吧（牺牲）。回答是喘息着的严厉声：不准泄气……

    不知到了第几天，她竟能看见碧蓝的天和落日余晖下无边的白雪了。站在山顶上，女兵们大喊：太美了！话音刚落，唯一的马滚下了悬崖，顷刻间不见了影子。吴希若不是张开双手喊“太美”了，也被马尾瞬间带下去了，真悬啊！

    战士们赶着牦牛翻越了5000米以上的雪山6座，冰河无数。部队来到了金沙江边，它没有大渡河宽，流速却要快许多。牦牛们卸下物资后，顺着流避着浪就到了对岸，人和物资只能乘牛皮船渡河。有翻船的，人不见了影子，牛皮船扣在浪涛里颠簸着。上岸后，大家浑身湿透、惊魂未定，忙着把物资再架上牦牛背，马上上路。可怜的牛们只能吃到很少一点草料，战士们也是饿得前胸贴后背。通信兵传来消息：前线已经在等待这批物资了。正在这时，又倒下一批牦牛，女兵们甩下各人的装备，硬是肩扛背驮着军需物资赶着牦牛，几个昼夜急行军，把这些比生命还重要的物资及时送到了前线！由于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师部嘉奖了每个女兵。

   
    从昌都走向拉萨

    昌都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时间已到1950年11月。西藏地方政府迫于形势，与中央政府就“和平解放西藏17条协议”进行谈判。为了表示诚意，部队只能耐心等待。

    女兵运输队解散了，人员分到医院、文工队和宣传科，吴希仍在文工队。部队面临粮荒，每天战士们都出去挖野菜，打老鼠。军委几次飞机空投粮食，由于西藏地理环境复杂，能拿到的很少。

    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成功签署了！这是1951年5月17日，部队从昌都向拉萨进军，又翻越了18座雪山，其中5000米以上的有6座，最高的丹达山6300米。

    山峰刺进了苍穹，大团的白云在身边飘移着，两条腿像是焊在雪地了，真想坐下来。但是不能呀，沿途已好多次看见坐着的人永远地坐着了！战士们互相帮着到达了顶峰。宣传队把诗一样的标语刻在了峭壁的雪墙上：丹达山高六千三/进军拉萨第一关/英雄踏破千里雪/红旗飞舞映高原！每次翻过山峰，大家都会大口喘息着欢呼！

    又宿营了，吴希总怕自己坚持不住，可是到了早上，又活着醒来了，因为有个强烈的信念在心里：要把红旗插上布达拉宫！

    部队终于走进了拉萨，历经一年零两个月！

    10月26日，在隆重的入城仪式上，吴希在腰鼓队里兴奋地舞动着。拉萨居民倾城而出，欢迎解放军的到来！

   
    坚守西藏二十年

    1953年，吴希在下乡巡演时，发现了一个十四五岁的藏族女孩，歌喉非常好，在征得她父母同意后，吴希和队员们把她带回到军区文工团。这个女孩就是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

    回到团里，才得知母亲去世的电报来了几天了，吴希伤心地大哭，把自己的舞蹈创作本子恭敬地端放在军被上，以此来祭祀为她哭瞎了双眼的母亲的亡灵！大哥和三哥早在日机轰炸中丧生，二哥在外读书时参加了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吴希离家时父亲已病故，姐姐出嫁，母亲的孤苦离世，成了她永远的伤痛。

    为响应党中央长期建设西藏的号召，1954年，吴希转业到西藏统战部门。1956年4月的一天令吴希终生难忘，陈毅副总理率团来到拉萨，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来庆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在晚会上，吴希被指派邀请陈副总理跳舞，副总理的平易近人使她忘记了紧张。

1952年，吴希在日喀则与多才多艺的李树春相识相恋，他是团里乐队的首席指挥。然而文革中他被打成“白专”，几次抄家，把夫妻俩历年的奖章都毁掉了。1973年，组织上把吴希调回宜兴，她带着幼子回到了久别的家乡。1976年，在被调来宜兴的前夕，50岁的李树春因脑溢血永远留在了西藏烈士陵园，至今吴希老人的长子仍坚守在西藏。 (宜兴电视台记者徐凯)
          

绽放的老梅

    一件碎花的圆领衫，一头短短的银发，黝黑的面庞，深深的笑意，初见吴希老人，感觉她普通得就像随便从城市哪个巷子里走出来的老太太，很难与那个经过高原洗礼的女军人联系起来。渐渐地，发现她的眼神里有一种不露声色的力量，一种淡定之中的坚毅。

    因为耳背，老人要求我坐在她身旁。面对老人始终充满笑意的目光，我却不知该从哪里聊起。说起老人依然坚持锻炼的事，老人用右手甩动着左手说，左手和左脚因为手术后遗症动不了了，手术前还会跳舞，现在虽然坚持锻炼，但年岁大了，恢复的可能性很小。说着这些话时，老人脸上依然笑着，仿佛在说别人的病痛。

    提起那段九死一生的岁月，老人说自己有两次差一点就没命了，而活着走进西藏的姐妹们都落下了病，有的习惯性流产，有的生下的孩子有残疾，老人的大儿子就是左手有残疾。老人说，当年的生活真是苦啊，但我们心里是甜的，西藏的农奴过的真是暗无天日的日子，我们能亲自去解放他们，很值得。

    我一直默默倾听着，因为我明白，在这样一种极端的人生经历面前，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老人的小儿子李江在一旁说，他们兄妹三个直到很晚才知道母亲居然有过这样的经历，从小只是觉得母亲特别惜物，只说当年她们生活很艰苦。也许，在母亲心里，那段岁月只是一段工作经历，她并不认为这有多伟大，更没有将它当作炫耀和争取待遇的资本。虽然这个家一直以来并不宽裕。

    服侍老人已七年的秀梅女士称老人一口一个“老娘”，她说“老娘”最大的特点就是乐观，这可能是西藏的经历给予她老人家一生最大的财富吧。所以，有“老娘”在前面比着，我们都会好好珍惜生活的。

    我的眼前忽然闪现出一株饱经风霜的老梅树，它虽然只是立在一隅静静地绽放，没有丝毫想引人驻足的虚荣，但事实上经过它身旁的人早已被那傲霜的老枝和疏淡的清香所熏染。

在众人的坚持下，李江为我们拉了一曲小提琴《快乐的老人》。这个病痛缠身的男子汉，此刻脸上洋溢着孩童般欢快的表情，他的母亲专注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脸上同样写着快乐。我明白了，吴希老人的乐观里有着浓得化不开的亲情，这个三口之家就这样相互温暖着，相互感染着，把最朴素的人生信念演化成流水般幸福的日子。  （宜兴日报记者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