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充满了梦想，梦想成就了人生。一个人少年时期有少年梦，青年时期有青年梦，壮年时期有壮年梦，老年时期有老年梦。人生之梦有的破灭，有的成功实现，成就了人生的辉煌。

　　记得我1964年从学校毕业，带着破灭的大学梦，我被下放到宜兴城南郊的一个乡村，当上了一个见习农民。正当我准备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大展身手之时，一纸入伍通知书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与众多同龄人一起，投笔从戎来到安徽六安县的大别山区，当上一名列兵军衔的工程兵战士，半年以后，军衔制被取消，我们全都戴上了红帽徽红领章。由于我个子矮小，施工中总是抢在别人前面，入伍第二年就入了党，当上了营里的共青团工作委员会委员。就在我干的正有劲时，连里却调我到连部，担任文书工作。接手文书工作以后，历任老文书留下来的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和钢笔字令我羡慕不已，由此我无师自通关起门来苦练起文字功底来。一晃四年过去了，文字练得不是特别好，身体却越来越不适应施工部队的需要。连里的退伍决定浇灭了我入伍时的献身国防事业的从军梦。我连夜为同时退伍的一百多位老兵办好了退伍手续，向新任文书办好了移交，第二天便怀揣100多元的退伍安置费，爬上了开往合肥的军用卡车，在沿途村民的“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的欢送声中，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施工工地和朝夕相处的战友，踏上了回乡之路。

　　转眼又是四年，1972年4月，在公社党委的推荐下，经过了文化考查，我以首届工农兵学员的身份，来到镇江地区第二师范学校语文班学习，准备将来当一名当时并不吃香的老师。经过两年的带薪学习，我踏上了中学语文教师的岗位，并负责学校的政工工作。除了日常教育工作外，我还负责过公社首次恢复高考的考场组织工作，担任过以后历届高考的监考老师和阅卷老师。还抽调至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工作一年，参加过县里组织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做过公社工农兵学员文化考查组的负责人。那时红塔中学的潘哲清校长，程雷校长，朱海良校长，朱震华副校长都把我当做唯一的接班人来加以重点培养。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我人生的最辉煌时期，如果一帆风顺，那距离我壮年时期的“栋梁梦”应该是并不遥远了。

　　1980年7月，随着教育事业的调整，我奉调来到宜兴报社当了一名文教记者。从此告别三尺讲台，踏上新闻工作的岗位。加上原来在县革委通讯报道组“土记者”的经历，我这一生从事新闻工作有三十个年头。在这段新闻工作工作中，我除了前期有些作品在新华日报和无锡日报刊登，有些作品获得过全国、江苏省和无锡市好新闻奖，后来我负责宜兴日报要闻版版面的设计工作，仍然每年可以获得一二个全国或省市好版面奖外，还发表了还几篇省市新闻刊物的论文。还和三名副总编一起被评上了宜兴日报首批中级新闻职称，并且在1983年参加了全国新闻高级职称统一考试，获得了由全国新闻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郁文亲笔签发的合格证书。可以说这个时候，距离我的新闻高级职称梦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事了。

　　就在这个新闻事业蒸蒸日上之际，宜兴日报进行版面改革，增设了新华通讯社电讯接收设备，需要增设夜班编辑负责接收、编辑新华社时事新闻通稿。这一工作，必须由我们总编办的日班编辑承担下来，按照领导当时的设想，夜班编辑由总编办三名编辑轮流担当，每个人做一个月以后轮换，但当时总编办的其他二名编辑都比较年轻，一来承担不起默默无闻，但又必须具备编辑新华社通稿，在短时间内组成版面，又要兼任文字校对工作、独自完成一个版面的全能编校工作。二来他们正要练好扎实的文字功底，多出新闻文字产品，在新闻事业上发扬光大、创造更大的业绩。所以这一工作便顺理成章地由我这个年近五旬的老编辑承担下来。

　　由于长期从事夜班编辑工作，不仅新闻作品大为减少，新闻论文很难发表，而且人体生物钟大大改变。日常生活由原来跟着太阳走，变为跟着月亮走，大多数时间都是月亮出来我上班，月亮下山我下班。不管是盛夏酷暑，还是寒冬腊月；不管是狂风暴雨，还是遍地白雪；我都要按时通过三里多的机耕小道，不差分毫地上班，有十多个大年三十都是在单位度过。除了忍受蚊叮虫咬，瞌睡饥饿的煎熬，有时还会与死神偶尔相遇。记得有一次夜里12点钟，我设计好宜兴报版面，把版样纸和一版稿件装订好放在传达室的窗台上，以便第二天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上班来取，便在半夜里骑自行车回家。在一条两边都是河的机耕道上走了一半，经过一座由四根石条架成的小桥时，由于突然狂风大作，不慎翻车落水。当时路上连一个行人也没有，我在水里挣扎着，但越挣扎越往下沉，接连喝了好几口黄泥水。就在意识到自己生命即将达到极限时，我忽然想起人在落水后，只要躺着不动，就有可能会浮起来。于是拼命用脚蹬掉压在自己身上的自行车，然后强令自己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躺在水底下。果然没过多久，就听见耳边呼呼水响，身体也自然而然地浮了起来，一下子整个身体露出水面。我用力吸了几口空气，再往边上趟了几下，终于踏到一块石头，慢慢地爬上岸来。这次落水，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右手腕舟状骨骨折，以后几十年来写字和吃饭都受到严重影响，但我工作上并没有受到影响，简单处理了一下，拆去石膏后我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夜班版面工作中去。

　　1999年的一段时间，宜兴南郊龙背山区横行着一个杀人恶魔。他专门在夜深人静的城郊小路上，用铁榔头袭击单独上下班的行路人。他总是事先躲藏在人烟稀少的隐蔽地方，看到有人走过去就突然窜出来，从背后用榔头猛击人的后脑勺，杀人后迅速逃窜。而我上下班的路段就正好在这个杀人恶魔的活动区域内。距我们住处不远的丁山和梅园地区都接连发生过凶杀案，有的甚至一家数口都被他杀害。一时间宜兴地区血雨腥风，人们谈虎色变，沉重的阴霾，让人们一到晚上六七点钟就关起门来在家中休息。而我作为夜班编辑，每天晚上都必须在家里看完新闻联播，然后按部就班地步行或骑自行车上下班，虽然沿途十分紧张，而且家里人也十分担心我的安危，但我还是每天准时上下班，从没有因此而请过一天假。有时风声特别紧，我就拿一个破旧的摩托车头盔戴在头上上班，一直坚持到半年多以后，凶犯在江西景德镇附近落网，押来宜兴正法以后，才放松高度戒备心理。

　　人生苦短。转眼我在宜兴日报社已经工作了25个年头。2006年，报社的编辑记者已经开着轿车上下班。接收新华社电讯稿的夜班编辑工作已经扩充成夜班编辑部，而且还配备了多名版面编辑和专职资深文字校对，夜班编辑再也不用为一个偶而发生的的文字错误而睡不着觉了。这时候，我这个默默无闻地工作了多年的夜班编辑也退出了工作岗位。由于那时候版面上还没有开始登版面编辑和校对的姓名，所以直到退休，很多经常同编辑记者打交道的人都不知道宜兴日报有我这个老编辑，我在宜兴日报夜班岗位上默默渡过了后半生的工作时间。与我的那些风光无限的同学，同事甚至学生比较起来，我实在是太平凡了，但我无悔今生。特别是退休以后我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晚年生活，与同龄人比起来，我还是时代的幸运儿。我精于岗位，忠于己任，我的新闻生涯是充实的，我的编辑工作的选择是对的，我也为和谐的中国梦的实现贡献了自己的价值面对我热爱的新闻工作，我无悔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