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人有个认干娘的风俗，俗称“寻寄娘”。新婚夫妇喜得贵子或爱女后，就要想方设法，穿针引线，为自家的孩儿寻找“寄娘”，相互攀亲结眷，和睦相处两家亲。

小时候，我在村东边的冠英初级小学读三年级时，调来一位20岁左右的女教师，当了我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她叫江蕙妍，老家在宜兴南部山区的湖㳇镇。江老师对同学们十分关心体贴，同学们也都觉得她可亲可敬。每天，我跨进学校大门、匆匆走进教室时，总能看见她满脸笑容地等候学生。寒冬腊月的一天上午，天空中飞舞着鹅毛般的大雪。我头戴一顶“狗头帽”，急急忙忙地站在教室门口，高声向正在上课的江老师喊“报告”，说明我迟到了，向她认个“不是”。她见我全身上下沾满雪花，立马为我拍打干净，让我坐到课桌前听课。课间休息时，她又为我捧来一只冒着火星的铜脚炉，给我取暖。取暖时，我告诉她，父母亲到外婆家去了，今天中午不回家吃午饭了。那天中午，她便带着我一起到亲戚家吃饭。

江老师对我的关心爱护，使我愈发地敬爱她。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把江老师对我的关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母亲听了后，一拍大腿说：“斌儿，我就请她做你的寄娘吧！”

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在乡村做小学老师没有工资，全靠学生家长交稻谷或者小麦之类的粮食作为收入。除此以外，平时由学生家长轮流为老师供饭。我母亲是个贤惠人，轮到我家供饭时，对老师们特别客气，总以好菜好饭宽待。时间久了，江老师成了我母亲的亲妹妹一般。再经其他老师的牵线搭桥，她乐意当了我的寄娘。

我仍清楚地记得，那天是农历6月19日，母亲蒸了一笼肉馅馒头，用新竹篮装上并披上一块红绸布送给江老师。她也乐滋滋地为我置办了一件汗衫、一条西装短裤，还准备了用红纸包着的两块银元，和一张用大红纸写的“寄单”。纸上用毛笔写着四行词句：“承礼过寄何所祝，更姓江氏名学智，富贵荣华美而福，百年长寿千钟禄。”我的父母亲高高兴兴地将它张贴在堂屋的墙上。

记得在送寄单时，江老师还郑重地告诉我的父母亲，因为她刚到20岁，还没找上对象，就先当一位“毛头”寄娘，并说明，她为我取的姓名，本该随她对象的姓，但只能以“江”姓替代，取名“学智”，是出于她对我的期望，希望我好好学习，智慧聪明，长大成才。

认了寄娘后，每到农历八月十五，母亲便提着月饼、红糖、鸭蛋之类的“节礼”，带我去拜访她。没想到，两年以后，好学上进的寄娘考入了南京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市光华门中学当了一名中学教师。

而我呢？读完小学四年级后，转入北新高级小学读五年级。从北新小学读完小学毕业后，考取了和桥镇上的私立宜兴新和中学。高中毕业后，也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任教初期，我还是一名适龄服役的青年。1964年的冬天，我报名参军，来到革命老区的安徽大别山，当了一名打山洞、修公路的工程兵战士。那时，我仍不忘与寄娘通信联系，每月至少写两封书信给她。她也及时给我复信，每次都要激励我认真学习，好好工作，不要辜负上级领导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在她的引导和教诲下，我任教时被评为优秀工作者，在部队服役5年，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并光荣地入了党。每次探亲假，我总不忘在路过南京时去看望她。我结婚那年，我写信邀请她来参加我的婚礼，她及时回信告诉我，因教学事务繁忙走不开而难以参加。但没想到，两天后，她为我寄来一条上海牌围巾和一双南京产的白色胶底、黑色棉绒的棉鞋。结婚那天，我穿戴着寄娘送的围巾和棉鞋在亲友们面前炫耀，大家都为我有这样一位好寄娘而感到快乐和幸福。

上世纪90年代初，年迈的老寄娘离我而去。然而，她的音容笑貌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难以忘怀。（和桥镇 朱斌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