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34年10月，1948年小学毕业，下半年到和桥镇的义大粮行当学徒，粮行老板是曹祥大。曹祥大早先做过水上船运工作，后改做粮食生意，他为人比较厚道，在业内有着较好的口碑。曹祥大自己掌柜，粮行里有一名朝奉，三、四个徒工，我是第三个徒工。学徒时没有工资，老板供饭，也负责洗浴、理发等开销。

我在粮行学徒不到一年，1949年4月24日，和桥解放。翌日，镇上中小学照常上课，商店照常营业，社会稳定。不久，镇上成立了工会，工会为职工维护权益，我拿到了每月一石米（折合人民币19.8元）的工资。我年纪轻，要求进步，积极参加街道工作，白天做生意，晚上经常巡夜，维护社会治安。

1953年12月，根据上级政策，全镇居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也就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我学的就是粮食生意，因此，更加起劲地协助街道开展工作，挨家挨户地到居民家中了解核实人口、造册。义大粮行成为镇上的粮食供应点之一。在统购统销工作中，我进一步得到锻炼。

1956年1月，和桥镇粮食系统开始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化。和桥是全县粮油集散地，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后，有的粮行歇业，有的粮行迁至宜兴等地，因此当时实际只有义大、鸿大等三、四个粮行实行公私合营。当时，镇人民政府已经改为和桥镇人民委员会，公私合营工作由镇人委的公商助理李松海具体负责。

在和桥镇，粮食系统的公私合营开始得比较早。镇人委确定我为粮行公私合营的公方代表。可能是我年纪轻，本来就在粮行工作，熟悉相关粮食业务，解放后又积极参加街道工作与中心工作，应该算是进步青年，具备一定的条件。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只要是政府分配的工作，我就要尽力做好。我一次次参加相关会议，学习关于公私合营的政策精神，弄明白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实行公私合营，实质是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逐步转化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当上了公方代表，就要尽责。我与一个个老板谈话，宣传政府的“赎买”政策，并不是“没收”他们的资产，而是采取有偿办法让他们的资产实行国有化，他们可以每年拿到资产的年息五厘，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就转变为国家所有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老板们也比较“开明”，都同意实行公私合营，当然，他们也看到那是大势所趋，感到共产党的政策是好的。我一个个粮行开展清产核资，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债权债务等。我记得，我们义大粮行的公私合营还是比较顺利的。原来的老板曹祥大当了私方代表（相当于副经理），其他员工都转为公私合营职工，后来都成为全民职工。我的月工资被核定为39.08元，私方代表曹祥大与我差不多。

我当了公方代表后，更加勤奋地工作。原先的粮行作为镇粮管所的粮食代销点，负责供应居民职工的每月定量口粮，我要每个店都去关心。每个店每天打烊后，米堆上都要打上“灰印”，次日早上开门营业，必须保持“灰印”完好清晰。因为那是国家的粮食，必须保证不出“纰漏”。如果米堆有人动过，“灰印”就是证据。有几次夜间，镇粮管所还派人来查“灰印”，看到我们“灰印”清晰，表扬我们工作负责。

1956年2月19日，和桥镇举行万人大会，敲锣打鼓，庆祝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由于我在公私合营中表现良好，那年的5月29日，镇人委党总支店员支部批准我为中共预备党员。从此，我开始了崭新的人生道路。（和桥镇 薛洪福口述；许季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