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外孙女去南京上大学，临行前，我嘱咐再三：努力学习，打好基础，争取考研。现在的孩子真幸福，从读书开始，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我们这一代读书并非易事，在教育普及率较低的年代，从小学到高中要层层筛选。小学到初中升学率60%、初中到高中升学率20%，能上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我在学校是学生会宣传部长，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可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还是与大学之门失之交臂。

1964年，我和一百多名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第二年，公社文书告诉我，今年江苏函授大学面向下乡知青招生，有农学和畜牧兽医两个专业，有意向的可自愿报名。这梦寐以求的消息真让我喜出望外，当新农民嘛，当然是学农学专业，我毫不犹豫报了名。在回家的路上，同行的社员告诉我：前天，老李头家养了三个多月的猪死了，一家子围着死猪直哭，伤心得就像死了老子（父亲）一样。要知道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养猪是社员唯一的副业，是全家希望的寄托。我被这件事深深震撼了，在这缺医少药的年代，畜牧兽医对社员的帮助也许更大，我立即决定返回公社办公室改专业。

函大的学习就这样开始了。除了课本以外，每月我们通过“江苏函大通讯”和学校取得联系。函大老师们布置的作业，我们完成后通过信函返回学校。每天晚上是我学习的黄金时间，晚饭后美孚灯亮了，我珍贵的“大学生活”就开始了。尽管隔墙的两头老牛不时地传来嚼草声和“呼啦呼啦”的喘气声，但我全然不顾，充耳不闻。这专注的程度，仿佛已进入了北大校园。冬天还好，多穿些衣服就行了，夏天就苦了，闷热难耐，蚊虫的攻击防不胜防，我只能扎个稻草结，拔上一把青草点火闷烟，用来驱赶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

除了自学，江苏函大还每年组织面授，中小学放寒假时期是我们集中面授的最好时机。我清楚记得第一次面授是在宜兴二中（现在的老干部大学），我们自带棉被和生活用品，教室里垫上稻草、铺上被子就是学生宿舍。我们畜牧兽医专业的学员虽然只有三十多个，可老师就来了五位，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农大和南京农学院。第一次面授的师生合影我至今还保存着。在课堂上我们不仅学习书本知识，还动手对动物进行解剖，到附近的铜峰大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气氛活跃、课堂生动、师生融洽。

除了学习书本知识，我也十分注重实践。每年春秋两季主动配合公社兽医站开展家禽家畜的普查和防疫工作，结合课本虚心向他们请教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症状、特点和治疗方法，从他们的经验中吸取新的知识。我还从兽医站购置了注射器和常用药品，以备万一。一天，我刚收工回来，永兴队的一个社员急匆匆地找上门来，他家的猪已经一天多不进食了，躺在圈里不肯起来。他跑了五里多路到公社兽医站，站里仅有的两个兽医都出诊了，一时半会儿不能回来。听队长说我正在函授大学学习兽医，希望我去看看。永兴队离我们知青住处仅300多米，一会儿就到了。我亮着手电，跨进猪舍，用手抚摸猪耳根，手感告诉我它发烧了，检查全身，发现腹部腿部有红色肿块，这是猪丹毒的典型症状。我便立刻给猪注射了抗菌素。第二天我主动上门回访，老张笑盈盈地告诉我猪早上起来进食了。我继续给猪用了药，并告之有关注意事项。临走时，老张紧握着我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向江苏函授大学提交了最后一份作业——毕业论文。二十多年后，我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学历审查考试，并收到了一份迟到的礼物，一本红彤彤的大学毕业证书。（老干部大学 周浩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