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中学时，我就梦想当一名记者。
　　然而，在上世纪60年代极左岁月里，由于家庭等原因，我高考落榜了，只得回到远离小城的农村老家务农。面对山野，我曾一度迷惘与彷徨，埋怨命运对我太不公平，寂寞如潮水般漫过我心灵的荒滩。面对命运，我只能认了。那时，父亲早逝，母亲小脚，哥以幼嫩的肩膀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是多么的艰难啊。我不能“闲”在家中，只得帮哥干些农活。但我毕竟不是干农活的料，没干几天，手掌起泡，肩胛磨出血了，差点瘫倒了。
　　在那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为了让一家人能过温饱的日子，我另想办法，便到城关大商店买些紧缺的商品，如带子、手帕、针头线脑之类的小商品回来，到家里附近偏僻的山村（工商人员管不到），提篮走村入户出售，赚些钱补贴家用。后来，母亲病重需要住院治疗，哥要我将七八斤舍不得吃的茶油（能卖好价钱），提到邻县闽清的一个山乡去卖，那时正处于“文革”期间，处处在铲除“资本主义”萌芽，入乡时，还没卖到钱，被工商人员看到，我躲到毛厕里也被抓出，那些人说我是“投机倒把”行为，在打击之列。任我好说歹说，茶油仍全部没收，倒进了粮店的油桶，一分钱也没给，我只得含泪回家。
　　后来，我娶了妻，生了孩子，我们兄弟也分家过日子。那时粮食紧缺，正月间分家时，分得一百多斤谷子和一篓筐番薯米（番薯丝干），腰带勒得再紧，也挨不到六月早稻收成时，只得到亲戚或邻居借粮，稀粥加青菜，以“瓜菜代”度荒 。在那个岁月，我们没有做过天高海阔的美梦，只渴望缸里别再没米，灶台上不再缺油盐，冬天有衣御寒。为了生存，我们迎着晨曦，一起去垦荒种杂粮，或者到屋前屋后，山涧旁，田边地角垦荒，种瓜点豆，以填辘辘的饥肠。然而，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岁月，种的瓜菜也被工作队拔了，那岁月求生存就这么难啊。现在说出来，年轻人或许不相信，但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
　　那时，为了驱赶寂寞，我买回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无线电波通过收音机，把中央到县级广播电台的新闻、文艺节目传送到我耳里。新闻让我跟外面世界的距离拉近，闭塞的心透进一线亮光。我陶醉其中，收音机成了我的伴侣。
　　收音机里常讲一些深入浅出的人生道理，从而我知道，人生之路，一帆风顺固然可喜可贺，而逆境也不可畏惧，关键在于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从此，我的心胸逐渐变得宽畅。我开始思考如何走自己的人生之路。我想，升不了大学，在农村也一样有作为，对社会也有所贡献。我要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选择自己奋斗目标，顽强地从现实困境中踩出一条路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标志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第二次土地革命拉开了帷幕。农民不再被绑在集体土地上“磨洋工”，迸发出无穷的力量，粮食年年丰收。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可以运到集市上出售，也可以买进卖出，从中赚钱，甚至可以开商店做生意，不用担心被扣“投机倒把”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农村发生了巨变，同时也涌现出许多新人新事。由于爱好，我开始自掏路费外出采访，用自己钝拙的笔去描绘农村新面貌，但写出的稿件投诸报刊和电台遭到连连退稿，我不气馁，继续写下去，渐渐地摸索出一些门道来。于是，我写的新闻相继在省、市、县电台播出，被县广播电台聘为业余通信员，非常高兴，采访写稿积极性很高，采用率也高，有的还见诸报端。广播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在我务农艰难生活中，白天与黑泥土亲近，夜晚在台灯下坚持写稿，虽然辛苦，却乐此不疲。由于我在宣传家乡中做出成绩，得到县领导的重视，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被县广播电台破格招聘为记者，并发给让我梦寐以求的记者证，终于圆了我的梦。后来我又参加了市作家协会和省作家协会。
　　在过去的岁月里，农民在人们眼里是“面向黄土，背朝天”的一族，是贫穷、落后、愚昧的代名词，甚至成为一些文艺小品取乐的素材。时代变了，改革开放让农民彻底改变了命运，农民能当企业家、发明家、记者、作家等等，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成为现实；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或许我在农田里劳作，永远当不了记者。改革开放让我彻底改变了命运，我真的应该感谢改革开放。（王秀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