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宜兴市委老干部局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研究员张燕生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以及与此相关的区域协调发展、国际合作、科技人才等问题，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需要从制度、体制、资金等方面加以协调解决。

关键词：现代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产业链；科技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取得的，因此中国很看重开放的世界市场和国际环境。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兴盛期和开放期往往是重合的，凡是开放期都是兴盛期，谁搭上开放期这班车，分享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时期的机遇，谁就能够快速地崛起。

1870年到1913年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开放期，美国和德国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在这一时期，英国由盛转衰，美国、德国由弱变强；第二次开放期是二战结束以后到1973年，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把握住了这次机会；第三次开放期是1990年至今，中国和印度把握住了这次机会。

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以及每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谈和全国两会，都有一句话“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当前的国际环境总体看还是开放期、兴盛期、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我们要把握住开放的国际环境。

　　一、世界经济领域三大突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其实，开放期不仅是兴盛期，还是把双刃剑。世界历史上的开放期往往是矛盾的凸显期，开放会造就很多发展机会，也会带来更多的货币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开放以后大家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而全球化的治理是缺失的。对于当前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从治理角度指出了全球经济的三个问题。

问题一，全球经济缺少增长的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美国是市场经济最成熟、宏观监控能力最强的国家，其创新能力、法治能力、人才能力也都是最强的。但是1990年以来的开放期，美国高技术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降，中高技术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降。开放期美国不搞高技术制造、中高技术制造，而是搞金融、房地产、建筑。从1990年以来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数据来看，美国在所有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率呈现大幅下降趋势。在这段时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博士，大多不是从事新技术制造业，不是去创新，而是更愿意去华尔街、去伦敦城，当时华尔街金融业带来的收益远高于高科技创新，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20年，美国实体经济缺少创新，缺失增长的动力，一步一步走向空心化、泡沫化、虚拟化，进而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

问题二，全球经济治理滞后。没有跟全球化匹配的治理结构，没有相应的全球政府，存在全球治理赤字。目前美国国家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盛行，不愿意担当大国对全球的责任。全球治理涉及到一个问题——谁承担全球的治理责任？

问题三，世界发展失衡。在一个缺少良治的世界，最容易被忽视的是弱势人群、弱势地区、弱势国家。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给世界贡献了三个重要的议题。一是发展的主题，将那些被边缘化的人群、地区、国家的发展，放在全球治理的舞台讨论解决；二是把联合国2030年的议程也就是全球脱贫的执行和实施，摆在了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上：三是把撒哈拉以南沙漠地区最贫困、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问题，放在了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上，让大家共同关注、探讨这些国家在发展中被忽视的问题。

过去的开放期，我把它定义为三种类型。一种类型叫基于自然的全球化，如地理大发现、古丝绸之路。人类社会有一个自然的倾向，就是大家希望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跨境交流，这是第一种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充满了曲折、反复和冲突；第二种全球化是工业化、现代化以来的开放，也就是基于西方规则的全球化。现在全球的规则、全球的治理、全球的秩序都是基于西方规则，比如英国推动了全球的自由贸易，推动了全球国际金本位制的创立，推动建立了西方的法治和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

基于西方规则的全球化有三次，但三次全球化开放期的持续时间都不长。从1870年到l913也就是40多年。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两次世界犬战，发生了美国经济的大萧条。第二次开放期（二战结束以后到1973年）之后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发生了全球经济滞胀，以及最近一次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推动开放期的国家最后都成为保护主义的主力。比如英国有52%的人同意脱欧，认为开放损害他们的利益。再往前看，1870年到1913年英国推动全球开放，而英国却在这一时期的后期，从推动自由贸易转向保护贸易。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时期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出现了内燃机、电动机、电灯、电话这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和技术。英国凭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和产业打遍天下无敌手，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面前，英国人完全无视新工业革命的到来，忙着构建日不落大英帝国，忙着到中国来打鸦片战争，致力于海外扩张。因此我们看到，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产业有着全球优势。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却很难同美国和德国竞争。

　　当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买美国货、用美国人。如果全世界都买本国货、用本国人，全球的开放期就终结了，很可能会出现冲突加剧和风险失控的局面。从当前事态来看，世界经济至少将经历10年左右由开放期走向逆全球化这样一个风险上升的阶段。问题症结在于大国不担当，大国转向孤立主义，全球没有能力来解决当前的全球问题。国际环境中风险部分凸现。

　　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可以听到几种声音：一是欧洲大陆的声音，像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仍然坚持推动自由贸易；二是美国声音，特朗普总统明确保护主义，推动“公平贸易”。美国人认为德国对美国有巨额的顺差就是不公平，美国还认为中国加入WTO是一个错误，因为快速复兴的中国经济出现了。近期的中美贸易战从硝烟四起到双方积极磋商取得建设性进展和成果，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习近平主席说，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中美之间如果是零和博弈，分歧就很可能失控。如果中美之间超越零和博弈，掌控风险，推进合作，担当大国职责，这个世界会一步一步趋稳向好。

　　世界经济刚刚经历了历史上最缓慢的一次复苏，2017年世界经济开始向好，2018年世界经济继续向好，如果中美两个领头羊打起来，那么世界经济很可能像历史上20世纪20年代、30年代、70年代、80年代那样陷入比较长的混乱期。

　　美国说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得不好，我们就认认真真地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但是，根据美国商会对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的调查，有67%以上的美国企业认为中国的专利保护非常有效。他们承认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正在取得快速进步。前段时间，我到美的集团调查，美的集团的董事长说，美的集团作为一家家电企业，成功地把德国最好的机器人公司库卡并购了。不过这可能是中国企业并购欧美高科技企业的最后一个机会。目前，德国、法国、美国都在创立和收紧外商投资的安全审查条例，美国不但要审查外商到美国投资的安全问题，而且要审查美国对海外投资的安全问题。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说是挑战，但也有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积极地调整发展方向，从危机中寻求突破。

　　二、中国用渐进式改革成功地实现了经济体制转型

全球格局面临着大变化、大调整，国际环境越发错综复杂。中国的发展正在站在一个历史的新起点上，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包括人民的福祉、个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的全面繁荣，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

世界史学家麦迪森对中国经济史有深入研究，我们翻译了他的《千年经济史》《200年经济史》《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等著作。从他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1820年中国的GDP世界占比为32.9%。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长期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820年中国GDP占全球的1/3，但是从1820年以后，中国人均GDP的增长是负的。麦迪森说新中国1952年的GDP停留在1890年的水平，也就是新中国建立以前的60年，60年中，中国经济没有显著进步。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经济命脉如钢铁、煤炭等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中华民族是如何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衰败下来的？邓小平同志说，这个历史要探讨。鸦片战争以前的300年，就是十五十六世纪，当西方进入到前工业化、前现代化时期时，我们闭关锁国，重本抑末，错过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这班车近40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独立自主不依靠外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到1979年时，我国已经实现了偏远的农村有赤脚医生，有农村小学，有农村供销合作社，已建立起满足基本需求的公平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我给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做过规划，我跟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谈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社会主义必须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否则就没有办法解决老百姓吃饱穿暖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国人富起来了。中国人富起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邓小平同志讲，市场经济是工具，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978年的改革开放要改变旧体制，进入新体制，我们采取的策略、战略叫不平衡发展战略，当时为了能够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实现共同富裕，先让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然后再顾及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大局，先扩大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然后再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开放。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个战略很成功。

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是用小国战略取得了成功，我们市场经济的第一桶金是海外华人、台港澳企业带来的，是他们通过“三拿一补”方式实现的。什么叫“三拿一补”？机器从外面带过来，材料从外面带过来，技术、管理、订单从外面带过来，然后在珠三角找一个村子建设开工，让这个村子里的农民工和环境容量结合，启动了市场经济，我们得到什么？代工费。我们得到的就是一点点血汗钱。这一点点血汗钱的意义，在于我们从市场经济的最初级阶段用代工的方式，开始了由计划生产到为市场生产的变化。什么叫代工？技术不是自己的，品牌不是自己的，渠道不是自己的，但是我们由此开始了最初步的外向型经济模式。

　　外向型经济模式是由两个轮子驱动的：出口和招商引资。为什么我们要大力推动出口？很长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盯着出口创汇成本，出口创汇成本贵了，人民币就贬值，要让出口部门挣钱。因为中国发展经济，需要西方的技术、设备，需要西方的人才，需要外汇，需要资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在计划经济的国内和市场经济的国际用贸易搭上一座桥，通向改革开放之路。另外一个轮子是招商引资。一方面外资可以给我们带来先进的观念、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人才，更重要的是外资到中国会导致外来竞争压力，这种外来竞争压力会打破国内的行政垄断，打破国内的经济垄断、市场垄断，使市场经济能够杀出一条血路来。日本人、韩国人对我说，“我们发展就不像你们这样，我们从来不代工，从来不欢迎外资。”我说：“因为你们没有转型的使命，不需要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因此你们可以不代工，你们可以担绝外资，中国人不行，我们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

　　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在于中国人用了渐进式改革，用了增量式改革，用了先试点后推广的方式来改革。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到北京做了一场演讲。他说，俄罗斯的改革是用西方“激进大爆炸”的“西医”方式进行的，结果40年没戏。而中国采用了“中医”的方法，用渐进的方法，用增量的方法，用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方式，它叫路径依赖，大有希望。

　　为什么诺斯会这么看？俄罗斯的改革是把社会主义70年所积累的东西抛弃掉，然后从美国找了一个教授，从英国找了一个教授，给他设计了500天的“大爆炸”计划，全面放开建立市场经济。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方式很“高明”，事实证明惨得一败涂地，把一个强大的超级大国变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现在主要靠输出石油、天然气过日子。中国依靠改革开放逐步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了路径依赖。过去、现在、未来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的改革开放从来没有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全盘否定，也没有把社会主义所有的国有资产、财富分给大家，全盘搞资本主义。

　　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强起来，对此，十九大大报告提出两步走的现代化的新征程。有三个重耍的时间点。一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三个攻坚战：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全面迈进小康；污染防治。依据规划，2020年中国基本上从中等收入国家按照世行的定义迈进高收入国家的临界值上。二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987年邓小平同志谈到中国现代化时，计划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是205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人民的努力，我们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提前了15 年，到2035年我们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十九大报告明确，我们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意味着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发展仍然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仍然是治国理政的第一要义，我们还处于爬坡阶段。三是到2050年我们要将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进入制造强国的前列，成为科技创新的强国，成为经贸强国。同时，2050年的中国将成为全球负责任大国，全球规则、全球宏观政策的协调、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国会负责任。2050年，中国将成为开放型经济大国，将推动全球包容性发展，实施包容、共享、普惠的经济政策。

　　为什么西方推动的开放持续三四十年就陷入困境？正如一位美国朋友所说，开放的红利都叫1%的人拿走了，而99%的人却要为开放风险买单。我跟这位美国朋友讲，你们美国人总是讲要给全球建章立制，建什么章、立什么制？实际上就是希望全球美国化。我们中国人不这样，中国强大了，也不希望全球中国化。中国几千年的文明都是尊重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国家，我们叫和而不同，我们希望世界是多样性的世界、多样性的文化、多样性的制度。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是一个全新的阶段

中国现在进入了新时代，站在了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新的征程。国家在这个时候制定的政策已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

国家提出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新常态从新时代的角度理解，也就是一个新的30年的开始。新常态目前有三个重要支撑点。

第一个支撑点，发展模式将从过去30年的速度和规模，转向未来30年更加强调质量和效益。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的发展从高速增长开始转向高质量发展。高速增长就一个“快”字，也只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增长”。为什么我们过去30年强调“快”，强调GDP的增长？1978年以来，我们一直说“中华民族再不发展起来，我们将被开除球籍”。十几亿人如果解决不好自己吃饱穿暖的问题，解决不好自己的发展问题，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包袱。强调“快”就是要把经济搞上去，这个目标实现以后，下一个阶段就是“高”，即实现高质量发展。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的全面繁荣，而且是绿色的、普惠的。高质量发展不但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活消费的需要，而且要满足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生态环境的需要。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讲，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未来30年和过去的30年相比较，是全新的发展。

第二个支撑点，产业结构要从低端迈近中高端。过去40年产业结构在低端。为什么产业结构会在低端？很简单，为了发展市场经济，我们是从代工开始的，技术、品牌、渠道都不是自己的，我们需要从最低端开始，一点一点地往上走。

我和我的孩子有代沟。我是饿肚子长大的，我的孩子没有饿过肚子。我们的区别是什么？我不舍得花钱，同样的商品，有便宜的，有贵的，我永远买最便宜的，不管我有多少钱，我都是这么生活，我一生节俭。有什么样的老百姓，就有什么样的企业；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有什么样的生产者。老百姓舍不得花钱，企业创新生产出高品质的东西，老百姓不买，企业能活下来吗？所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企业生产材料用最便宜的，机器用最便宜的，生产出来的东西也便宜。从这个角度讲，低端的产业结构适合当时的发展阶段。

现在中国企业要在全球价值链中迈向中高端，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成为消费主体，他们的消费观念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从小能吃饱穿暖，手里有钱就去买好东西，没钱也敢负债买好东西。有便宜的、有贵的，他永远买最好的。本国企业生产不出好东西，就到海外去买。2016年有1.44亿中国人在海外消费1.5万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创新、不搞高质量，是没有前途的。

企业怎么才能够迈向全球产业结构的中高端？怎么才能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十九大报告说得很清楚，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同时要发挥科技创新和现代金融的作用。现代金融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是直接融资体系。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就需要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第三个支撑点，新常态企业动力的变革。企业增长靠什么驱动？过去30年靠汗水驱动，未来30年靠智慧驱动。智慧驱动就要靠创新、靠人才、靠全方位的国际合作。同时要继续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如何把握和引领新常态，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经济的主要矛盾就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党中央明确现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技术要进步，结构要升级，体制要改革，因此要推动“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2018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绩，就是形成了世界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都是富起来的中国人。而且我们经过自己的努力，构建了一个能够基本保障老百姓生活、医疗、养老的世界上最庞大的社会安全网。虽然目前保障能力不高，但是我们的保障能够保基本，就连农村的老爷爷、老奶奶都有基本生活保障，包括大病保障。老百姓富起来以后，他们希望生活是多样性的、是个性化的、是高品质的。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的需要。怎么满足？提高供给质量。为此我们要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所有的变革最终体现为效率和效益。通过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让技术、人才成为未来驱动增长的动力，推动绿色发展。实现它的根本途径就是深化改革。

我自己调查研究发现，深化改革除了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重大改革以外，中国改革开放比较成功的地方，都是由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和社会的作用形成合力来推动的。这些地方往往有活力，而且往往比较公正。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同时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

我们的政策体系中，稳中求进是治国理政工作的总基调。稳才能够求进，稳才能够向好。国家一直强调实事求是，不搞民粹主义，不去做超越国力的事情。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有三个关键词是我们必须关注的。

一是尊重规律。遵循经济规律，实现高质量发展；遵循社会规律，实现包容性发展；遵循自然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遵循内在规律才能成功。违反规律必然失败。

二是稳中求进。强调防范和化解实体经跻风险、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国际上要防范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大国冲突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国家在大变革时期，稳是大局。

三是战略定力，底线思维。归结到底就是要稳定信心，稳定老百姓的信心，稳定企业家的预期，稳定大家对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未来的预期和信心。

现在中国进入新时代，我们站在了新起点，开始了新征程。我自己的体会很像回到了1978年，1978年中国老百姓面临的就是改革开放，你是愿意搭改革开放这趟车，还是不愿意？1977年高考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是大事件，不管过去的成绩多好都要通过考试淘汰选拔进入大学，对很多人来说，是否愿意参加1977年高考，这是决定一生的关键一步。对于今天来说，是否愿意适应新常态，是否愿意进入新征程，是否愿意站在一个历史的新起点上，停留在过去那趟车还是进入新的这趟车，它将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四、高质量发展与改革开放相辅相成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个主题词，就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什么叫高质量发展？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以及党的相关文件来看，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体现新发展理念，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发展的内生需要，绿色成为发展的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成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另一方面，现在有一个新的概念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2018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此谈了七个重要的体系和体制。

第一，提出构建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下一步我们的现代农业要让老百姓吃得放心，而且能满足老百姓对多样性、个性化和品质的需要。工业要建立真正现代的、先进的和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包括传统产业的改造，服务业要真正体现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等现代服务业特征。要构建这样的体系，马上就涉及到了人才是第一资源的问题，因为这种产业体系需要全球化的人才。产业要发展就需要引进最好的人才，而人才会选择一个最好的城市。什么叫最好的城市？一般意义上来讲，就是绿色的城市、宜居的城市、智慧的城市，这就涉及到城市群和城市街区的现代化发展。

第二，要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市场经济是分层的，我们大家要买菜就去农贸市场，我们要搞生产需要土地、能源以及各种生产资料，就去要素市场。再往上，我们今天都用手机支付，手机支付需要现代化的金融体系，现代化的金融体系是什么样子？中国老百姓把钱节约下来放在银行，放在金融部门。但是中国缺少能把老百姓的存款高效率配置在高效投资领域和场所的能力，缺少高效率配置资本和金融资产的现代金融体系。当我们进入到市场经济的高端市场——金融和衍生品的时候，当中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的市场体系严重滞后，不适应当前发展的要求。

第三，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能够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有利于减少城乡差距。2009年我国城乡差距的倍数是3.33，2016年城乡收入差距的倍数下降到2.72。过去几年在满足民生方面有一个硬指标，就是城乡老百姓收入的增长、城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增速不能低于GDP。新创造的“蛋糕”要能够更多地分给老百姓。春节期间，很多家在农村的同事过年回来以后跟我说，农村老家农民收入比过去多了，现金比过去多了，生活比过去好了。好就好在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高于城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民生确确实实有了改善，但是老百姓满足现状吗？肯定不满足。因此国家提出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怎么能够让农民农村农业真正实现现代化？核心问题是生产率的增长。我们可以看到区域差距在缩小，贵州、宁夏、甘肃等地过去是中国最穷的地区，现在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有一年国庆节，我和夫人是在贵州一个贫困县的贫困村里度过的。那个贫困村没有饭店、酒店，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一会儿北京的车队进来了，下车就问有酒店没有，有旅馆没有；一会儿上海的车队来了，一会儿贵阳的车队来了，都问同样的问题。那个村里的年轻人用北京人的方式款待我们夫妻，村子里的人不喝茶，但他们用茶来款待我们。告诉我说他们在北京打工，知道北京人怎么生活。我临走时在村里买了五斤大米，一斤两块钱，煮饭吃真香。有些生意人也到那里买同样的大米，然后以会员制方式卖给香港人、台湾人、美国人，告诉那些人这是原生态大米，一斤200块钱。所以我就在想精准脱贫的问题，这里的大米没有污染，水没有污染，土地没有污染，空气没有污染，而且大米品种含有中国五千年农耕文化留下来的好基因，怎样能卖出好价格？国家提出扶贫工作要彰显优势，协调联动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作用的经济体制，这是我们下一步要打造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现在，中国经济由过去量的积累进入质的飞跃阶段。进入这个阶段以后，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明显有三个变化。一是创新驱动正在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而且具备充足的发展潜力和后劲；二是结构转换。这在很多地方成为经济方面最亮丽的变化。如广东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不如山东、江苏，但广东结构性指标如用电量、货运量、信贷余额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进出口增长率好于江苏省，为什么？我自己的看法是广东没有浪费。

　　中国人讲危中有机，广东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联系比较紧密，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广东有重大影响。2009年相关部门给我交代了一个任务——到厂东看看。我在广东看到了什么？我看到几百万家企业倒闭了，看见2000万农民工返乡，惨不忍睹。当时广东喊的口号是“腾笼换鸟”。危机打击最惨重的时候，去落后的产能、传统的产能，上新的产能和新的业态，2009年广东在危机中开始调整，到2018年经过10年努力，广东发生了明显变化。现在我们在东北看到的困难、在山西看到的困难、在内蒙古看到的困难，在广东看不到了。但广东也有它的困难，就是它的结构转换非常低。针对企业结构转换问题，国家给山东一个任务，建设新旧动能转换的综合改革示范区。对山东来讲，怎么把传统的东西变成现代的？由过去靠汗水驱动变成智慧驱动？过去都是靠粗放的传统制造，低端产业那么多，一旦需求变化，一旦价格成本变化，企业怎么适应？所以要试验、要探索，试点成功以后再加以总结推进。

　　五、新时代是新起点，也是新机遇

现在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的启动期，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企业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比重和活力开始出现分化。企业竞争比的就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实施减税政策，大幅度减少那些在全球化方面做得最好最强的企业的税收，将其海外的利润免税，吸引这些大企业回美国。圆美国干什么？提高就业率，提升美国的高科技水平。如此一来，美国将会出现新经济、新产业和新技术、新浪潮，可能会出现一些颠覆性的技术。

中国人应该怎么做？一方面我们要有自主能力，另外，当一些机构在颠覆性的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以后，中国要与他们合作。中国的产业规模、制造能力，市场与消费能力，都是我们的优势。而且中国有资本，有大量的钱，跟中国合作是最佳选择。谁对全球新知识、新技术和颠覆性的创新最敏感？一定是对知识最敏感的研究机构，对知识和技术最敏感的咨询公司、最敏感的投资公司，他们会在第一时间抓住全球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突破的亮点，然后把它引进到中国。我们过去讲比较优势，讲后发优势，现在中国人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形成先发优势，在很多新领域跟发达国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开始比赛。

当前我们最缺的是人才，缺少能够一心一意把一件事做好的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才。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确实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现在仍然鼓励外商到中国投资。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到中国来分了三波。

第一波，2005年以前来到中国的外资，我们叫成本驱动型外资。这批外资到中国来找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低标准的环境。2005年以后第一波外资就大幅度下降，因为这时候劳动力不便宜了，土地不便宜了，环境标准不便宜了。

第二波来中国投资的，叫市场驱动的外资，到中国来就是拿市场。在中国投资，在中国生产，在中国销售。2003年到2012年这10年，按照汇率计算，中国新增加的GDP是6万亿美元，美国那么大的经济体量只增加了4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个阶段中国增加了8万亿美元，美国增加了4万亿美元。2003年到2012年，中国进入到老百姓富起来的阶段。老百姓有钱了要买车、买房，老百姓的消费升级带动了中国超高速的增长——房地产的繁荣、重化工业的繁荣、重大装备制造业的繁荣。因此外资到中国来就是看中了中国快速增长的大市场。

第三波，2012年之后，外商到中国来，看中的是中国的新商机。什么新商机？就是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的商机。这些外资技术服务、研发服务、信息服务、专业服务的增长率都在90%以上。过去来中国投资，70%是制造，现在外商到中国来投资，70%是服务。因此就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和矛盾：当外商到中国来投资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和人才密集型的高端服务业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当前现代服务的市场化程度远远达不到要求，现代治理能力远远达不到要求，混合所有制的结构远远达不到要求。

40年的改革开放，在制造业领域，国有企业占比为27.8%，民营企业占比61.2%，外商投资企业占比为11%，是典型的混合所有制。但是现在中国服务业比如金融没有效率却还挣很多钱，为什么？金融的国有比重高达91%。金融业中91%都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有金融机构，竞争不充分怎么会有效率！因此我把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概括为三句话：引狼入室，与狼共舞，培养狼性。没有狼性怎么会有效率？没有狼性怎么会狂跑？狼来了，凡是跑得慢的企业统统会被吃掉，凡是老弱病残的企业统统会被吃掉，只有那些最努力的才能活下来，那么它的效率毫无疑问就会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出，中国的投资环境要改。李克强总理也讲过这个问题。怎么改？负面清单管理，准入前国民待遇，准确地说叫法无禁止皆可为。只要法律没有说不能干的统统放开。法律规定什么不能干呢？涉及国家安全、国家战略、国家命脉的领域。怎么来把握国家的安全、战略、命脉？三法合一。过去外商合资、合作、独资的法律变成外国投资法，而外国投资法的核心就是用法律手段确保安全，用法律手段确保命脉，法律、法治是全世界认可并共同运用的重要手段。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讲，投资环境上，实行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市场环境要形成混合所有制的结构；营商环境要大力改进，根据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效率和便利化的报告，在中国设立一个企业，获得信贷、电力、施工许可证等方面的效率综合起来，在全球排78位，习近平总书记说这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不匹配。看看周围国家和地区，日本排第32位，中国台湾排第15位，中国香港排第一位。现在各地在对标．按照世界银行的十几个指标，看看本地能排多少位？然后经过努力能够提升多少倍？大家会发现，下一步我们的营商环境、投资环境、市场环境、创新环境、法治环境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变化的核心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我经常想，北京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应该是今后北京不堵车。北京市内开车时速能达到40至60公里，就是高效率的管理。国外相关人员研究发现，修路不可能解决堵车，能够解决堵车的唯一办法就是管理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城市的良治。这一点我们要学习香港。香港的经济自由度24年来排名世界第一，香港机场的货运管理排名全球第一，香港的地铁不但没有叫政府掏一分钱，还给政府交了2000亿，而且本岛的老百姓居住地离最远的地铁站不会超过500米。这是怎么做到的？它的商业模式很成功，叫TOD模式。现在中国内地也开始学，“一带一路”建设也开始学。修一条铁路不挣钱，但是一条铁路修好以后，沿线的房子会增值，土地会增值，物业会升值。周边的城市会发展，周边的住宅会发展，周边的土地会发展，修地铁不挣钱，但是拿到一部分地铁附近物业增值的钱，整体上就不会赔钱。

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等涉及到老百姓生活的每一件事，一要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也就是要有立法的保障，有执法的手段。碰到不讲道理的人，按法执行，该管的管，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罚的罚；二要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没规定不能做的都可以做；三是法定责任必须为，像公路管理、机场管理、自来水管理，这些都是法定责任，必须为就是必须由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来做。另一方面，专业人员、技术人员用专业技术做坏事，后果很严重，因此要建立制度监督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让他们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因为这些人是在行使公权力，每年要向政府述职，向社会公开。现在中国进至进一个新的阶段，很多新兴产业未来的发展规模都可以达到10万亿到15万亿。确实需要制度的改革完善，需要提升执行的能力和水平。

最后我想讲一讲创新。中国的创新现在有三个板块，用以衡量的指标叫“研发强度”，即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根据国家的实际发展水平，分三个板块加以说明。第一个板块是东部沿海，2016年广东的研发强度是2.56，每年投入创新的钱是2035亿，深圳的研发强度是4.1，每年投入创新的钱是800亿，粤港澳大湾区每年投入创新的钱是2190亿。广东的研发强度已经超过富国俱乐部OECD的平均水平2.4。我们再往下看长三角地区，上海的研发强度是3.82，浙江研发强度是2.43，江苏的研发强度是2.66，都高于OECD的平均水平。我们看京津冀，北京的研发强度是5.96，天津的研发强度是3.13，同样都高于OECD的水平。这三个板块的研发强度已经超过了世界富国俱乐部的平均数。这三个板块如果持续10年20年，一定会像富国俱乐部一样，拥有很多知识密集产业、技术密集产业、人力资源密集产业，且一定是世界级水平。我们的东部沿海地区、京津冀地区，除河北目前水平不高，北京、天津都已经达到了世界发达国家的研发强度。创新驱动将成为京津冀地区未来发展的主要动力。

第二个板块是中部地区，四川的研发强度是1.72，每年投入创新的钱是561亿；湖北是中部的千湖之省，其研发强度是1.861，2017年投入创新的钱是600亿；广东每年投2000亿；江苏每年投2000亿。江苏和广东一年投入创新的钱相当于湖北三四年的投入总和。这意味着湖北处于投资驱动阶段，还没有进入创新驱动阶段。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与湖北、湖南、福建、安徽这些地方相比，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三个板块是西部地区和经济、创新比较落后的地区。这一板块中有11个省、市、自治区，一年投入创新的钱总计还不到广东和江苏一个省一年投资创新的一半。这些省市自治区的创新投入还不到1%，因此他们还没有进入投资驱动阶段，仍然处于资源驱动阶段。当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时候，当我们要构建一个创新是第一发展动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处于三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

怎么来解决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未来30年的现代化新征程，就像全面建成小康一样，一个都不少。现代化新征程怎么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下一步要提升西部地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解决能力建设问题。落后首先是人力资源落后，而人力资源落后最关键的是观念落后，怎么解决观念问题？四川由于区位和交通的不利，传统上有盆地意识，四川人喜欢打麻将，喜欢吃火锅，喜欢摆龙门阵，可以说四川人喜欢安逸的生活，过去有“少不入川”之说。现在四川双流机场一年的货运量、航空旅客吞吐量为4600万人次。湖北九省通衢，武汉的天河机场一年也就是2000万的吞吐量，不到四川的一半。成都现在城市指标全面好于武汉。“蜀道难、难以上青天”的四川，为什么观念上要比九省通衢的湖北先进，观念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过去30多年，四川陆上交通不方便，就把天空打开，促进跨省跨国人员的往来，每一个小时就有一个航班连接四川和周边的中心城市。同时，四川开放电子商务比谁都早，比谁都努力。四川人开通了厦蓉新欧（厦门、成都、新疆、欧洲）及渝新欧（重庆、新疆、欧洲）国际物流大通道，几十年的努力坚持下来，四川已成为经济发展和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的地方。之前那些区位、交通条件好的省市自治区，发展反而落后于四川。

二是体制改革问题。体制机制改革怎么改？体制机制改革需要和先进地区区对区合作、点对点合作，像宁夏这样的地方，如何与上海、深圳、北京合作？深圳人怎么想，宁夏人就怎么想；深圳人怎么做，宁夏人就怎么做。双方干部的互换、制度的对接。再比如，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西部相对落后的地区怎么合作，怎么复制和推广，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思考，用体制机制改革来为合作保驾护航。

三是跨境网络的建设问题。“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开放的平台和窗口，为西部地区提供了很多发展机遇。世界有多大，机遇就有多大。关键是看西部地区能不能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

无论是两会还是十九大，都要求我们牢牢把握新时代、新起点、新征程的历史性机遇。从经济角度来讲，代工时代结束，未来的发展要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自尊自信自立。知识产权应该是自己的，品牌应该是自己的，全球的营销渠道和综合运作能力应该是自己的。经济将从过去的小经济体模式变成大股东模式、强国模式；过去30年低成本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即将结束，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中国要走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走向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新时代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建设基础。

实体经济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当前，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支点，十九大报告讲，要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要牢牢把握“一带一路”所蕴含的巨大商机，中国下一步要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